晁海現代水墨藝術散論

時間:2007-1-24 17:10:01文章作者:沈奇
藝術簡歷1955年出生于陜西興平,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西安美術學院國畫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1998年始已于重要的美術館、博物館作應邀巡回大型個展10次。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香港藝術館、浙江省博物館及上海、廣東、江蘇、深圳等美術館珍藏。已出版《晁海畫集》、《21世紀優秀藝術家·晁海》、《中國當代名家畫集·晁海》。一自1998年5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成功舉辦“晁海現代水墨藝術展”,并獲得當代美術理論與批評界權威人士的一致稱許和贊譽,引起強烈反響,到2005年8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隆重出版《中國當代名家畫集·晁海》大型畫冊(俗稱“大紅袍”),并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出版新聞發布會暨研討會。僅僅8年間,晁海已迅速躍升為跨世紀中國美術界一個舉足輕重的耀眼人物,成為21世紀中國畫歷史進程中,一座具有開創性的、高海拔崛起的山峰,為海內外所矚目!這期間,晁海還先后應邀在國內外舉辦純學術性的大型個人展及出席各類重要大展二十余次,共有近二十幅代表作品為中國美術館、香港藝術館、浙江省博物館、上海美術館等10余家榮譽收藏,并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辦展講學,名重香江。晁海創造了一個奇跡——這一奇跡的獲取,一與市場無關,二與體制無涉,純粹靠作品的學術含量并以純學術的路子,進入批評界的視野,改寫歷史的進程——究其因,還是晁海的作品感動了所有面對他作品的人,撼動了這個時代還未完全喪失的、潛在而純正的審美神經與價值立場。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點:一是體現在晁海畫作中極為深沉凝重而富有文化意蘊的精神負載,二是其具有原生態、原創性、高度個人化而又能為東西方所共鳴的水墨語言。相對于當下為市場與體制所役使、為淺近功利所驅迫的畫壇而言,這兩點無疑都是缺之已久的稀有元素。二在今天,談藝術的精神負載,似乎已成為一個過于陳舊的話題。急于與西方接軌,急于融于世界美術潮流,急進功利加上集體無意識,近20年的中國美術,僅就創作而言,已無可避免地生發出許多心理機制的病變。這其中有兩點特別突出:一是執迷于觀念演繹以求“創新”,以顯“先鋒”,靠玩技術花活為能事;一則沉溺于惟情趣是問的泥沼,自賞自娛,看似超脫,實為抱殘守缺而已。二者的共同點,皆在于弱化生命體驗、生存體驗及個在的語言體驗,一味空心喧嘩,淡化人文內涵與精神質地,所產生的作品,也便大都好看不耐看,并難免大量的自我復制或成為他者的投影。觀賞晁海的現代水墨畫,尤其是那些鄉村人物畫和以牛為代表的動物畫(實為人物畫的分延),所受到的第一沖擊力是巨大的語言陌生感——傳統中國繪畫語言系統中不斷重復的各種程式、常規與范化,在這里幾已蕩然無存而返虛入渾,進入一種單純一統的無序狀態:有筆不言筆,有墨不言墨,純以原生態的積墨語言作混沌游移,構成耐人尋味的新奇語境。他甚至完全放棄了“線”(包括粗筆大線)的運用,也很少著色,諸如干、濕、濃、淡、皴、擦、點、染、勾、勒、涂、抹、點線面、黑白灰等常規性的對比關系,皆予以弱化。用筆惚出恍入,含蓄平和;用墨見氣見韻,氣沛韻長。整體語感,于潛隱中見沉雄,由幻化中示恢宏,潤而有骨,以虛見實,得厚重,也得空靈,給人以冰中生火、火里含冰的視覺感受。同時,由于其語言具有極其高深又極其純粹的技術含量,更有了不可模仿與復制的獨在魅力,是一次富有原創性從而有效地改寫了中國水墨語言譜系的歷史性突破。顯然,這一語境的創生,顯示了藝術家磨礪已久的包容性和整合能力,既避免了西方繪畫語言的本土仿寫,又超越了對傳統語匯的簡單重構,是源自創作者獨立探索精神的最終體現,從而得以拓殖出被中西傳統所忽視或被遮蔽了的語言功能,用我們中國畫的言說方式,來說出新的人物畫意識,并以此透顯世界意識在我們生存中的影響,從而得以真切地表現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現代感,是一次由生存體驗的積淀到語言體驗的突破的艱難跋涉,其恪守的藝術立場和探索路向,具有強大而超越性的生命力。三有感于晁海超乎尋常的新奇語境之后,我更為看重的,是這一語境所深含的精神指向,亦即語言背后的那些東西。是人物畫,自然要以“人”為主要表現對象,但表現人的什么?什么狀態下的人?筆墨意趣之外還承載著些什么?各個時代各個不同的藝術家,自有其不同的取舍。在寫實者那里,題材成了第一位的東西,也便常常隨題材的速朽而變為歷史的胎記,淪為錄像式的功能;在寫意者那里,筆意墨趣成了第一位的東西,“人”反而成了筆墨意趣的“喻體”,最終失去了對人的精神空間的表現與拓殖功能,所謂“人物畫”,也便成了一個“托詞”。顯然,如何切入“人”的命題,是其關鍵所在。而這一關鍵的首要點,在于是以“雅趣”看人,還是以“苦心”看人?身處北方艱生帶的晁海,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后者。晁海生于農村,長于農村,且處于一個人與自然與社會的原初親和性漸次消解殆盡的時代語境下,人被艱辛的生存環境和同樣艱辛的勞作以及所謂“現代化”的急劇進程多向度異化的狀況,成為晁海藝術思維中無法繞開他去的尖銳命題,并經由長久的體驗與思考,最終集約性地創作出了這批風格特異的現代水墨人物畫。潛心研讀晁海的這些作品,我們會發現,畫家之所以選擇了上述新奇的表現語匯,是與他對“人”的特殊思考分不開的。可以看出,晁海通過他的水墨繪畫語言所承載的“人”的命題,是一種經由負面的解構性的承載而抵達對生命本質的重新認識,亦即是一種質疑的、悲憫的、苦澀而沉郁的傾吐式的言說。在這種以“皇天厚土”中“輪回”、“喘息”以及被“擱置”的“農人”為“記憶”主脈的言說中(以上均為其代表作品題目名),一方面,處處可見到一種形而下的還原,人的物化狀態被充分凸顯,幾乎與作為背景存在的山、石、土地及物具無以區分,成為無機物的一部分;許多畫作干脆就取消了背景,直接將人當山、石、土地及物具來畫。另一方面,畫中的人物又完全脫離本來的物理屬性亦即自然形態,表象恍兮惚兮,如塵埃的堆積,如棉絮的簇擁,如碎片的拼接,欲望模糊,精神渾茫,似乎都成了一些說不明抹不去的影子,讓人難以釋懷。面對這樣的人物畫,觀者的驚異與震動是可想而知的。它使我們想到“虛脫”這個詞,涵括著兩種景況:一是因物欲膨脹而致的精神虛脫,一是因生存擠迫而致的生命活力的虛脫,兩者的共同點是身心分離,物性掩埋了人性。同時,細心的觀賞者還可以在這種“虛脫”的背后,更進一步看到如大自然一樣的、人的本初生命力的“原在”與“抗爭”,如山、如石、如莽原般的渾厚與永恒——實際上,晁海通過他的水墨人物畫所觸及所揭示出來的這一當代中國人的生命本質,已超越性地融入了整個當代世界對人的存在狀態的思考,是極具現代意識的一次切入和表現。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對人的生存本質和生命本質的切入和表現,是經由對傳統水墨語言的發掘和拓殖而創化,在當代中國,可謂卓然獨步,也表明中國的水墨語言,在處理現代意識和對當下發言中,依然有可再造的生命活力。誠然,繪畫只是繪畫,著力于視覺審美而后求外延的感染,對精神的負載只是畫外之旨,似乎無須強求,然而當整個時代都被時尚化的審美情趣“泡”得近于“虛脫”之際,這種化外延為內涵,直面人生、質疑存在的藝術追求,更理應得到人們的重視。或許有人會指出,在當下現代化、都市化的文化語境中,如此著力于“農民”形象的題材,是否顯得陳舊或不合適宜?其實到位的欣賞者自會在晁海的畫中發現,這位深懷遠意的藝術家,只是借“農民形象”(以及以牛為代表的動物形象),為那些在命運之荒寒地帶苦澀而樸厚的靈魂寫意立命,其精神底背是大悲憫大關懷的大生命意識,進而上升為一種含有獨在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譜系。這里的關鍵在于,晁海的作品,并未因對內涵的開掘、對精神的承載而削弱審美的效應,應該說,反而更加強烈。作為學院派的畫家,晁海是有著很深厚扎實的寫實功底和筆墨修養的,他完全可以輕車熟路地走另一條所謂“康莊大道”而不失現實功利的取獲。是藝術家的良知,更是藝術家探求個在藝術生命價值的天職,促使這位有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的畫家,在空前浮躁功利的潮流中,默守案頭畫室,歷十余載之心血,一手伸向存在,一手伸向語言,遠取先秦漢唐之精髓,近取西方現代之精義,再融以獨得意會的中國武學文化之精神,既承接,又分延,有重構,有整合,獨立一派,并由此改寫了當代美術史的格局。落實于文本,僅就筆墨而言,也已是原生原創,道他人前人之未所道。特別有意味的是,在作著如此凝重的精神負載時,晁海的筆觸沒有選擇生辣暴張之勢,反而以溫潤內斂、如履薄冰式的語感予以表現,一者不失傳統中國水墨的氣、韻、勢、致,一者也透顯出以關愛表現苦難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從畫面上來看,給人以平和中見峻切、溫潤中見艱澀、內斂中見張力的特殊審美感受。這一特殊品質,即或置于整個中國美術史去看,都可謂是獨領風騷。四在當代中國美術界,晁海的出現,是一個異數,一個歷史性的凝重記憶。作為個人,他以其突破常規、苦心孤旨的探求,不但有效地拓展了當代水墨人物畫的審美域度,且極為獨特地深入到與其表現方式和諧同構的精神境地。尤其是能從普通勞作者是人又非人的視角,切入對現代人生命本質的藝術思考,使其人物畫完全跳脫出普泛性的鄉風民俗、歷史風云等范式,具有超越狹隘的“時代精神”而能為不同時空不同文化形態乃至東西方所共賞的形式美感。對晁海的這批作品,我們已很難用哪一種“主義”去命名。他的畫風,再造漢唐氣象,兼融現代意識,得現實主義直面存在的真義,具表現主義揮灑性情的韻致,造形而不為形役,寫意而不為意驅,筆墨意趣新奇,文化內涵深厚,氣勢雄渾,氣韻深長,是一次跨度大、原創性強的整合與再造。作為中國北方艱生帶藝術群落中的一員,晁海所代表著的藝術品格和藝術追求,既是陜西“長安畫派”一脈有意味的分延,也是新世紀中國畫新的步程中,一脈不可估量的希望之光,并日益凸顯出他獨特的價值,成為為現實與歷史所認領的新的坐標、重心、及可能的方向。出發時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我們期待著畫家在拓殖后的精耕細做,并以長途跋涉的腳力,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在現實與未來之間,在藝術與人之間,經由更為堅實純正的不斷跨越,生發出更為深厚的現實影響和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作者為西安財經學院教授;詩人、作家、文藝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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